实现祖国统一，始终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。中国必须统一，也必然统一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坚定不移、旗帜鲜明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邓小平在毛泽东、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，正视历史和现实，创造性地提出“一国两制”，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途径。

20世纪70年代后期，台湾问题被提上党和国家重要议事日程。1979年1月1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《告台湾同胞书》，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。此后，党中央进一步从全局高度统筹考虑祖国统一问题。1980年1月，邓小平提出80年代要做三件大事：第一件大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、维护世界和平；第二件大事是台湾归回祖国，实现祖国统一；第三件大事是加紧经济建设。1981年9月30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，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归回祖国、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，即“叶九条”。1982年1月，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首次提出“一个国家，两种制度”的概念。1983年6月26日，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6条方针，也被称为“邓六条”，即：“祖国统一后，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，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。司法独立，终审权不须到北京。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，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。大陆不派人驻台，不仅军队不去，行政人员也不去。台湾的党、政、军等系统，都由台湾自己来管。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。”这6条方针，进一步充实了“一国两制”的构想。

“一国两制”构想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，但首先被运用于解决香港、澳门回归祖国问题上，并取得成功。

香港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。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英国政府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《南京条约》《北京条约》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等不平等条约，强占中国的香港岛、九龙并强租新界地区，新界租期为99年，到1997年6月30日期满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英国政府提出了香港未来地位问题，试图向中国施加压力，取得管治香港的长期权力。1981年12月，中共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决定。中国政府就处理香港问题确定两条原则：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，恢复行使主权，不能再晚；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，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。

△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

1982年9月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，拉开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。撒切尔夫人提出，香港的繁荣有赖于英国的统治。如果现在对英国的管理实行或宣布重大改变，将对香港产生灾难性影响，强烈表示不能单方面废除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。对此，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表示：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。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，不仅是新界，而且包括香港岛、九龙。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的。如果中国在1997年，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，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，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。邓小平明确提出：“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‘带来灾难性的影响’，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，做出决策。”通过这次会谈，中方掌握了收回香港的主动权，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就这样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定了下来。

经过两年多共22轮的艰难谈判，1984年12月，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，确认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。从此，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。此后，根据1982年宪法的规定，在广泛听取香港各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，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1990年4月审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，把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各项方针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，奠定了依法治港的法律基石。

△中葡澳门问题谈判会议

香港回归进程启动后，澳门回归问题也被提上日程。澳门，包括澳门半岛、氹仔岛和路环岛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，16世纪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强行占领。1986年6月，中葡两国政府开始就澳门问题举行谈判。谈判比较顺利。1987年4月，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，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。澳门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。1993年3月，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。1997年、1999年，香港、澳门先后胜利回归祖国。

解决香港、澳门问题的实践，证明“一国两制”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、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，又充分考虑到香港、澳门等地的历史和现实，是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创造性方针，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，是完全行得通、办得到、得人心的，具有强大生命力。